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掉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都曾是同我一起劳改的右派。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馑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当时的右派队里,姚祖彝算得上是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双长筒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地把猪油抹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墙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进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因为他遵守纪律,改造
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劳教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个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在麦田里锄草时,我们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他会把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地进来,藏在草丛里。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果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吃掉了。这当时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从心里感激他。